她数过了，从冰箱走到卧室门口，需要十一秒。这个数字，是在第三十七次把过期牛奶拿出来又放回去的时候，突然冒出来的。冰箱的嗡鸣声在深夜显得格外重，像一颗钝钝的心脏，在胸腔外跳动。她蹲下来，额头抵着冷藏室的门，冷气扑在脸上，让眼眶里那种快要漫出来的温热，暂时被逼退回去了一点点。
母亲走后的第七天，她第一次打开冰箱。里面有半盒蓝莓，软塌塌的，长了一层灰白色的绒毛。母亲总说蓝莓对眼睛好，最后那几个月，看不清她的脸了，还是要她多吃。她捏着那盒蓝莓，塑料盖子上还贴着母亲用便利贴写的日期，蓝色圆珠笔，字迹因为手抖而弯弯曲曲。她把它翻过来，背面只写了一行小字：“别等坏了，记得吃。”日期是母亲走的那天早上。她把蓝莓攥在手里，没扔，直到掌心被塑料盒的棱角硌出红印。
那晚她终于哭了。不是得知消息时那种劈头盖脸的痛，也不是葬礼上被人搀扶时的机械落泪。她只是坐在厨房的地砖上，后背贴着冰箱，暖烘烘的散热口正好抵着腰。她把蓝莓盒放在膝盖上，一颗一颗地摸那些发软的果皮，像数母亲最后的日子。哭声从喉咙深处涌出来的时候，她吓了一跳——那声音陌生得像另一个人在哭。急促、断续、毫无体面，像在跑一段怎么也跑不完的楼梯。
她给自己定了个规矩：只哭三分钟。手机定了时，黑底白字的“180”在屏幕上亮着。秒针滴答走，她的哭声和呼吸混在一起，分不清哪个更乱。第一分钟，她想起母亲最后喊她的小名：“阿陶，帮我把窗帘拉开。”第二分钟，她想起自己说“妈，我一会儿就来”——那个“一会儿”成了永远。第三分钟，倒计时还剩十一秒，她突然想起冰箱门没关严，起身去推。门合上的那一瞬，“叮”的一声，灯灭了，倒计时也响了。她在黑暗里站着，听见自己的呼吸慢慢平下来。
后来她每天都哭三分钟。有时候在阳台上，对着母亲种的那盆薄荷——薄荷还活着，新发的叶子比旧叶颜色浅，像小孩伸出来的手掌。有时候在公交车站，她戴着耳机，假装听歌，眼泪从墨镜下面淌下来，不擦，反正看不见。三分钟结束，她就摘掉一边耳机，把眼泪擦在袖子上，重新走进人群。有一次邻居碰见她，问眼睛怎么红了。她说，过敏。两个人就站在楼道里聊了十分钟的过敏药。
冰箱里那盒蓝莓，最后还是扔了。她没吃。但便利贴留下了，夹在母亲的一本旧相册里。相册摊开的那一页，是母亲年轻时候的照片，穿碎花衬衫，站在一片蓝莓田前面笑。她把便利贴贴在了那片蓝莓田上，盖住了一小块笑容。然后她关掉冰箱的嗡鸣声——其实是拔掉了插头，该除霜了。
水珠从冷冻室往下滴，一滴，两滴，砸在不锈钢水槽里。她搬了把椅子坐在旁边看。水滴落的节奏不固定，有时候快，有时候慢。她忽然想，明天不数秒了。哭到不想哭为止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