搬进这栋老楼的时候，中介说七楼就住了两户。我对面那扇铁门锈得发红，门口搁着一双灰扑扑的男士拖鞋，鞋跟压平了，像两片干枯的叶子。我的房间朝北，下午四点以后阳光就绕到别处去了，我只好把台灯拧到最亮的那一档。
煮面的时候水汽扑上窗户，我伸手一抹，指腹划出一道弯弯的缝。透过那道缝望下去，巷子口卖水果的老头正在收摊，苹果一个个往纸箱里码，动作慢得像在数日子。楼上不知哪家在炒辣椒，呛味顺着油烟机管子里漏出来，穿过窗户缝，钻进我鼻子里。我咳了两声，咳嗽撞在空荡荡的墙壁上，弹回来，又闷又轻。
那晚停电。我摸黑找到半截蜡烛，立在啤酒瓶口上。火苗歪歪斜斜地长起来，把影子投到天花板上，大得吓人。我忽然听见对面有动静——门开了，拖鞋蹭着地皮，啪嗒，啪嗒，往走廊那头去了又回来。然后“笃笃”两声，很轻，像是用指节碰了碰我的门。我凑到猫眼前，外面黑漆漆的，只有蜡烛光从门缝底下渗出去，薄薄一条橙黄。过了一会儿，脚步声又远了。
第二天早上我推门，门口放着一碗馄饨。白瓷碗，烫手，汤是紫菜虾皮的，滴了两滴香油。碗底下压了张超市小票，背面歪歪扭扭写着：“看你家灯没亮。”我抬头看对面的铁门，关得好好的，那双灰拖鞋还在，只是鞋尖朝里摆了。
后来我知道他上夜班。凌晨两点多回来，皮鞋跟磕在水泥台阶上，一层一层，笃笃笃笃，到第七层停住。我躺在床上数，数到四十七下，钥匙转两圈，门“吱呀”一声，又“砰”地合上。有一天我故意把拖鞋摆到门外面，摆得歪歪的，像出门很急的样子。第二天早上，拖鞋还在原地，只是鞋尖摆正了。
冬至那天我下班回来，看见门口搁着一棵白菜，外面裹了层旧报纸，报纸日期是去年的。我蹲下来抱白菜的时候，闻见报纸上有一股樟脑丸的味道，旧旧的，像从衣柜深处翻出来的。我翻过报纸，边角上又有一行铅笔字，写得很小：“渍酸菜，一层盐一层菜，别放水。”我笑了，对着那扇铁门说：“知道了。”门里头没声音，但我听见什么东西碰了一下门板，非常轻。
今晚我又煮面。水开了，我把面条放下去，拿筷子搅了搅，面汤咕嘟咕嘟冒泡。我盛了两碗，一碗搁在自己桌上，另一碗端到门口。拉开门，对面的铁门照例关着。我蹲下来把碗放在那双灰拖鞋旁边，碗底还是烫的，贴着地砖发出细微的“滋”一声。然后我站起来，关门，拧上台灯。
窗户上那道被抹开的缝里，对面楼的灯一盏一盏灭了。只剩下巷子口那盏路灯，黄黄地亮着，照着一只翻肚皮的垃圾桶。我听见楼梯间有脚步声，笃，笃，笃，从底下往上走，到第七层停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