外婆走的那天，我翻遍了整个衣柜，才在她那件藏青色的棉袄夹层里找到一张存折。折子上每个月都有一笔三百块的进账，备注栏用圆珠笔写着：“囡囡的糖。”
我攥着那张薄薄的纸，指甲几乎要把它掐破。母亲在旁边说：“你外婆糊涂了，你早就不吃糖了。”我没接话，把存折塞进自己包里。从殡仪馆到饭店的路上，谁都没哭。舅舅打电话订花圈，姨妈跟服务员要了打包盒，母亲叮嘱我把外婆的身份证找出来，说周一要去销户。我们像一群忙碌的蚂蚁，把这件事稳稳当当地搬进土里。
直到头七那天晚上，我独自去外婆家收拾遗物。推开卧室门，闻到一股风油精混着樟脑丸的味道。床头柜上还摆着她没织完的围巾，毛线针插在灰色毛线团里，像两根没来得及拔掉的筷子。我拿起那团线，想把它塞进垃圾袋，手伸进去的瞬间，摸到一块硬邦邦的东西——是颗水果糖，荔枝味的，糖纸都皱巴了。
我忽然蹲下来，把脸埋进那团毛线里。哭得很丑，鼻涕眼泪糊了一脸，嘴里还含着那颗过期三年的糖。脑子里乱七八糟地闪过一些画面：六岁时她牵着我去小卖部，我踮脚指玻璃罐里的糖；十五岁住校，每周回家枕头底下都压着两颗；去年她住院，我给她削苹果，她拉着我的手说“囡囡瘦了”，指甲掐得我手背发红。
那晚我哭到干呕，最后躺在她那张硬板床上睡着了。第二天早上被太阳晒醒，发现身上盖着那条没织完的围巾，——其实是母亲半夜来给我披的。围巾短了一截，针脚歪歪扭扭，但贴着下巴的地方软得不像话。我把它叠好，塞进自己枕头底下。
后来我每周给母亲打一次电话，听她絮叨菜价和电视剧。有次她说整理衣柜翻出外婆的棉袄，问我要不要。我说要。她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“你那天哭，我以为你怨她。”我说没有。其实我想说的是，眼泪流完那天，我才觉得那颗糖是甜的。
现在那件棉袄挂在我衣柜最里面，口袋里始终揣着一颗糖。我不吃，就是偶尔路过时伸手摸一下，糖纸窸窸窣窣地响。像有个人还在小声叮嘱：慢慢吃，别噎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