外婆把粥碗蹾在桌上的时候，力气大得吓人。白瓷碗裂了一道缝，小米粥从缝里渗出来，沿着桌腿往下淌，像一条细细的、黏稠的小河。
“你再说一遍？”她的声音在抖，但眼睛是直的，直得让人害怕。
我站在厨房门口，手里还攥着那件起球的旧毛衣。我只是说了一句——真的只有一句——“外婆，这件衣服该扔了，都穿二十年了。”然后就变成了这样。
她弯下腰去捡碎瓷片，手指头粗了一辈子，捏什么都是稳稳当当的，可今天抖得厉害。一片，两片，三片，她把碎片码在掌心，像码一副没用的牌。有一片割了手，血珠子冒出来，她也不管，就那么攥着。
“你外公走的那年冬天，”她忽然开口，嗓子眼里像塞了团棉花，“我给他织的毛衣，剩了线，我说扔了吧，他说别扔。”她停了停，把碎瓷片哗啦扔进垃圾桶，“后来我就用那线给你织了这件。我拆了织，织了拆，织坏了三回。”
厨房安静得能听见冰箱嗡嗡响。我看见她手指上的血滴在垃圾桶盖上，圆圆的，像一颗红小豆。
我走过去，把她攥着的手指掰开。她从裤兜里摸出一卷纸巾——她总在裤兜里塞纸巾，这个习惯也是外公在的时候养成的，外公鼻炎重，她兜里永远有纸。纸巾缠上去，血很快洇透了，她“嘶”了一声，说：“别缠那么紧，勒得慌。”
我松开，她又自己缠了一圈，打了个结。
“毛衣呢？”她问。
“在我床上。”
她走进我房间，拿起那件灰扑扑、袖口松垮的毛衣，翻到领子内侧，指给我看：“这儿，我绣了个‘安’字，你外公名字里有个安字。后来觉得太像老头衫了，又给拆了。”她摸着那个已经摸不出来的针眼痕迹，笑了，眼角皱纹挤在一块儿，像揉皱的糖纸。
“留着吧，”我说，“不扔了。”
“扔就扔了呗，”她把毛衣往我怀里一塞，转身往外走，走到门口又回头，“那个碗——”“没事，有磕口更顺手。”
晚上她煮了粥，端上来还是那个裂了缝的白瓷碗。我喝了一口，烫得直吸气。她坐在对面，手背上贴着创可贴，用另一只手指了指碗：“见底儿之前，把毛衣给我穿上看看，我看看松没松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