外婆的冰箱里有一碗红烧肉，放了三天，表面凝了一层乳白色的油。我端起碗要倒掉，她伸手拦住，说热一热还能吃。我说都三天了，她说不碍事，你外公以前能吃一礼拜。话说到一半，她自己停住了。
外公走的那年冬天，外婆开始频繁地热剩菜。一盘青菜能从初一热到初五，每顿只夹一筷子，剩下的又端回冰箱。我妈跟她吵过几回，说吃坏了肚子进医院更麻烦。外婆坐在沙发上不说话，手指绞着围裙边，像做错事的小孩。后来我们才发现，她是舍不得倒——那碗菜里有外公喜欢的猪油渣，每次炒菜她都特意留几块。
那天下午我陪她在厨房热红烧肉。煤气灶的火苗舔着锅底，油慢慢化开，咕嘟咕嘟冒小泡。外婆站在旁边看，忽然说：“你外公走那天，我煮了粥，他没喝上。”声音很平，平得我差点没听清。我转头看她，她正用袖口擦眼镜片，擦得很慢，很仔细，像是要把什么擦掉。
肉热好了，她盛了一小碗端到客厅小桌上，又摆了一双筷子。我坐在对面，看她夹起一块肉，颤巍巍送到碗边，然后停下，把肉放回去，筷子整整齐齐架在碗沿上。“不吃了，”她说，“你吃吧。”我接过碗，肉炖得酥烂，咸里带点甜，是外公喜欢的口味。我低头吃，没让她看见我眼睛红。
她起身去阳台收衣服，竹竿上挂着一排衣架，最边上是外公那件藏青色的旧棉袄，袖子空荡荡垂着。她够下来抱在怀里，脸埋进去，肩膀抖了一下。我假装去洗碗，水龙头开得很大。过了会儿她走过来，把棉袄叠好放进柜子最上层，说：“明年冬天给他收着吧。”然后转身从冰箱拿出那碗剩菜，倒进垃圾桶。动作很轻，像在放下一件很重的东西。
晚上我走的时候，她站在门口递给我一袋橘子，说路上吃。电梯门关上的一瞬，我看见她抬手抹脸，动作很快，像赶一只并不存在的蚊子。电梯下行，我靠着厢壁，手里的橘子沉甸甸的。
回到家我才发现，袋子里除了橘子，还塞了三百块钱。都是十块二十块的零票，用橡皮筋扎得紧紧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