外婆走的那天，厨房的灶台上还搁着一碗没来得及喝的白粥。粥面结了一层薄薄的膜，我用勺子戳破它，热气就散了。
那是头七。亲戚们都走了，屋子里只剩下我和妈妈。她坐在外婆常坐的那把藤椅上，手里攥着一块旧手帕，没哭，只是一直叠，叠成很小的一个方块，再展开，再叠。我端着那碗粥走到她面前，说：“妈，吃点东西。”
她抬头看我，眼睛是干的。干得像井底干涸的石头。
“你外婆每天早上五点起来熬粥，”她突然开口，声音很轻，“她说粥要小火，人也要小火。急不得。”
我没说话。粥碗在我手里慢慢变凉。我低头喝了一口，白米已经烂开了花，入口就化。我忽然觉得喉咙里堵了一团棉花，咽不下去。
然后妈妈伸手把碗接过去。她舀了一勺，送到嘴边，肩膀开始抖。没有声音，只是抖。那勺粥一半进了嘴，一半洒在衣襟上。她低下头，又舀一勺。这一次，眼泪终于掉下来，砸进碗里，闷闷的一声，像雨落在屋檐上。她一边哭一边喝，喝得很慢，把粥和眼泪一起咽下去。我站在旁边，看见她花白的头顶，发根那儿新长出来的白头发一根根竖着，像不服气似的。我伸手覆在她手背上，那只手攥着勺子，攥得指节发白。
“你外婆说，”妈妈含糊地讲，“人活着就是一碗粥的事。熬着熬着就稠了。”她笑了一下，鼻尖红的，“她最烦我哭，说哭有什么用，该糊的锅还是糊。”
后来她把碗底刮干净了。碗搁在桌上，里面还剩几粒米。她拿手指头一粒粒拈着吃了，然后站起来说：“我去洗碗。”水龙头哗哗响的时候，我站在厨房门口看她。她背对着我，肩膀还在一抽一抽。但她开始刷锅了，铁锅刷得吱吱响，像外婆以前那样，把锅倒扣在灶台上控水。
那天晚上我们没再说话。我回自己房间，路过她门口，看见她坐在床边翻相册。台灯光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，一直拖到门框这儿。我轻轻把门带上了。
第二天清早我起来，厨房里已经有粥香。妈妈站在灶前，拿长柄勺搅着锅，蒸汽扑上来把她脸糊住了。她回头看我一眼，眼睛还是肿的，但她说：“火别开太大。你外婆说的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