外婆走后的第三个星期，我才敢推开她那间小屋的门。樟木箱还半开着，里面叠得整整齐齐的碎花衬衫，最上面那件袖口磨出了毛边。我伸手去摸，指尖碰到一粒硬邦邦的东西——是颗话梅糖，糖纸都黏在布料上了。
我蹲在箱子前剥那颗糖。糖纸发出窸窸窣窣的响，像外婆坐在藤椅里翻报纸。小时候我哭鼻子，她就从大襟褂子口袋里摸出这种黄澄澄的糖，说“甜一甜，眼泪就收兵了”。可她自己从来不吃。有回我硬塞进她嘴里，她含了半天，说牙受不了酸，又悄悄吐在手绢里。
我把糖放进嘴里。甜味很淡了，混着一股樟木味儿。眼泪忽然就下来了，烫烫地滚过脸颊，滴在膝盖上那件碎花衬衫上，洇开一个深色的小圆点。
抽屉最里头有个铁皮饼干盒，掀开盖子，全是车票。从我们县城到省城的，每一张都整整齐齐用皮筋扎着。最早那张是1998年，票面都发黄了，红印章晕开一团——那是我上小学那年，她在省城住院，非要提前出院，说“囡囡放学没人接”。后来我上大学，她每两个月来一趟，其实什么事也没有，就是坐四个小时大巴，给我送一罐炒好的雪菜肉丝，看着我吃完半罐，又坐车回去。
盒底还压着一张没用的车票，日期是她走的那天。票没撕，新崭新的。她大概是想着，等身体好一点，再来一趟。
我攥着那张票，哭得停不下来。以前总以为哭要分场合——外公走时外婆没掉一滴泪，只是三天没怎么吃东西；我摔断胳膊她也没哭，就是夜里起来给我换药时手有点抖。可这会儿我一个人蹲在地上，号啕得像个小孩子，鼻涕泡都出来了。没人再拍我的背说“不哭不哭”，也没人递话梅糖了。
后来我发现，眼泪其实不苦。流到嘴角是咸的，可它冲掉了心里那层硬邦邦的东西。我擦了把脸，把碎花衬衫重新叠好，和车票饼干盒一起放回樟木箱。箱底有包没拆封的纸巾，外婆买的，粉色包装，印着卡通猫。她大概准备着哪天用得着。
我把纸巾揣进口袋，关上箱子。窗台上那盆吊兰刚浇过水——是我昨天浇的。叶子尖上挂着水珠，颤巍巍的，看着看着就掉了一颗，砸在土里，没影了。
门口拖鞋还并排摆着，朝里。我没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