巷子尽头有家修表铺，木质招牌上的金漆剥落了大半，只剩下“老周”两个字还看得清楚。我推开玻璃门时，风铃叮咚响了一声，像碎银子掉在瓷盘上。
老人正伏在案前，右眼夹着寸镜，镊子在一堆细如发丝的零件里游走。台灯的光罩在他手上，那双手纹理深得像核桃壳，却稳得不可思议。柜台上搁着半杯茶，茶叶已经沉底，茶水凉透了。
“周师傅，这表能修吗？”我把那块旧手表递过去。是外婆留下的，表带断了，指针停在三点二十七分。他接过表，翻来覆去看了看，又凑近耳朵听了听，忽然笑了：“你外婆以前是不是住在城南柳树下？”我愣住了。他取下寸镜，从抽屉里翻出一张泛黄的单据，上面用钢笔写着：周德明同志收，换发条两根，1987年4月9日。“那天她带着你来的，你大概三四岁，踮着脚要看我拆表壳。”他把表递还给我，“这表没坏，就是发条断了。半个月后来取吧。”
半个月后我去取表，铺子没开。邻居说周师傅住院了，心脏不太好。又过了一周，铺子开了。玻璃柜台里多了一排小纸袋，每个上面都写着名字和电话。我的手表躺在最中间那个袋子里，表带换成了深棕色的软皮，针脚细密得像蚂蚁排队。表盘旁边压着一张纸条，是周师傅的字：“发条换好了，你外婆当年多留了一根，说以后要是再坏了，就不用四处找了。”我翻过纸条背面，还有一行小字，墨水颜色浅些，像是写得很久了：“表针走得慢，日子过得快。修好了，就好好戴着。”
我站在柜台前把表戴上。秒针滴答滴答地走，像是从很远很远的过去跑来的脚步声。周师傅在里屋睡着了，呼吸声均匀地传出来。窗外的梧桐叶被风吹得沙沙响，一片落在玻璃上，挡住了他的身影。
我没有叫醒他。推开门时风铃又响了，这次像是有人在说再见。巷子里的路灯刚亮，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。我低头看表，分针停在八点零七分——正是黄昏最好的时候。远处的云烧成绯红色，慢慢暗下去，暗下去。
我往前走，表在手腕上轻轻跳动，像一颗很小很小的心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