外婆的灶台是土黄色的，被油烟熏了几十年，摸上去像一块温热的石头。冬天里，我总爱把手贴在灶台边沿，等那点热气顺着掌心爬上来。那年我八岁，母亲病了，家里安静得像被抽走了所有声音。外婆把我接过去，什么都没说，只是每天清晨五点准时起火，用一把铁勺在锅里慢慢搅。
她煮的是冰糖雪梨。梨是集市上最便宜的歪把梨，皮上带着褐斑，外婆用小刀一点点旋掉，果肉切成薄片，扔进搪瓷锅里。火不能大，大了梨就碎，她守着那簇蓝莹莹的火苗，像守着一句不能急的话。水汽扑上来，模糊了她脸上的皱纹，她也不擦，只是偶尔掀开锅盖看一眼，再用围裙角垫着，把锅端下来，搁在灶台的余温里闷着。
有一天我放学回来，看见外婆蹲在院子里，对着那只搪瓷锅发愣。锅里只剩半锅水，梨片沉在底下，颜色发暗。她听见我的脚步声，慌忙站起来，拿围裙擦了擦手，说：“今天火大了，梨煮化了。”声音轻得像在认错。我凑过去看，她却从围裙口袋里摸出一样东西，摊在掌心里——一颗糖。橘子味的硬糖，玻璃纸皱巴巴的，在夕阳里反着一点碎光。“集上买的，”她说，“你妈小时候咳嗽，含一颗就不闹了。”
那天晚上，她把化掉的梨汤重新倒进碗里，又从灶台边的盐罐后面摸出一个小布包，一层层打开，里面是七八颗同样的橘子糖。她挑了一颗放进我碗里，糖在温热的汤里慢慢化开，像一小片落日沉进水里。我低头喝汤的时候，听见她在灶台那边轻轻叹了口气，但等我抬头，她已经把锅刷得沙沙响，嘴里哼着一支我听不清词的歌。
后来母亲的病好了。外婆的灶台拆掉盖了新厨房，那只搪瓷锅也不知去向。可每到冬天，我路过街边卖冰糖雪梨的摊子，看见玻璃柜里码得整整齐齐的黄梨，总会想起那个傍晚——外婆蹲在地上，掌心托着一颗糖，夕阳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，长到刚好够到灶台边。那锅煮化的梨汤，其实没化。它只是换了一种形状，甜在别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