母亲把馄饨端上桌时，手抖了一下。瓷碗磕在玻璃台面上，发出一声脆响，三只馄饨滑出碗沿，汤汁沿着桌缝淌下去。她“哎呀”了一声，慌忙用围裙去擦。我看着那条白色的、洇开的湿痕，突然就火了。
“你能不能小心点？”声音比我预想的还要大，“每次都这样，碗也不端稳，说了多少次了！”
母亲的手停在半空，那块湿了一半的围裙还攥在手里。她没抬头，只是把散落的馄饨用筷子夹回碗里，动作很轻，像在收拾什么碎掉的东西。厨房的抽油烟机还在轰鸣，嗡嗡嗡地响着，把她那句“我手麻”盖了过去。
我抽了张纸巾甩在她手边，转身回了房间。门没关严，留下一条缝。我听见她慢慢擦桌子，擦了很久，椅子在地砖上拖出迟缓的声响。那天下午我没出来喝水，她也没叫我。冰箱开合两次，筷子碰着碗沿响了一次，然后就是沉默。
傍晚我出来倒垃圾，看见她坐在阳台的小板凳上剥毛豆。塑料筐搁在膝盖上，拇指指甲掐进豆荚缝里，一拧，豆子滚进搪瓷盆，壳丢进塑料袋。这个动作她重复了无数遍，每年夏天都这么剥。可今天她剥三个就要甩一下右手，像在甩掉什么看不见的东西。
我蹲下来拿垃圾袋的时候，看见她右手手腕上贴了膏药。四方的白贴布，边缘已经卷起来，沾着几粒毛豆的绒毛。
“手怎么了？”
“没事，麻。”她头也不抬，“早上端碗的时候使不上劲，可能是压着了。”
压着了。她大概也不知道具体是哪天开始麻的。也许是上周给我搬那箱书，也许是更早，在菜市场拎回二十斤大米的时候。她从来不说，直到端不稳一碗馄饨。
我把垃圾袋放下，挨着她蹲下来，从筐里抓了一把毛豆。“我帮你剥。”
“你会剥什么。”她嘟囔了一句，却往旁边挪了挪，让出半个筐。
我们俩就蹲在那儿，指甲掐进豆荚的缝里，拧一下，豆子落进盆底，叮叮当当的。天暗下来，阳台的声控灯亮了又灭，灭了又亮。谁都没提那碗馄饨的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