爷爷蹲在阳台的菜园前，像往常一样戴着那顶洗得发白的草帽，后背弓成一道安静的弧。我推开移门时，他猛地回头，一只手慌忙背到身后，另一只手朝我挥了挥：“别过来，还没到点儿。”
“什么点儿？”我问。
“三点四十。”他说得郑重，又低头看了眼手腕上那块老上海表，“还有七分钟。”
我这才注意到，阳台正中央的小方桌上铺了块干净的蓝格子布，上面摆着一只青花瓷碟，碟里扣着碗。爷爷的旧收音机搁在旁边，天线拉到最长，没开声音，只亮着一盏绿色的小灯。
七分钟里，他三次掀开碗沿往里瞧，又三次轻轻扣回去，嘴里嘟囔着“别急别急”。三点三十九分，他站起来，两手在裤缝上蹭了蹭，清了清嗓子。三点四十分整，他一把掀开碗——
三颗红透的草莓挤在瓷碟中央，个头不大，歪歪扭扭的，有一颗还裂了道小口。阳光斜斜地穿过防盗窗的格子，正好落在草莓上，像给它们打了盏追光。
“这个，”爷爷用食指点了点最大的那颗，“是第一颗红的，我守了四天。”又点向裂口那颗，“这个让鸟啄了一口，我拿塑料袋套上了，它又红回来了。”剩下那颗最小的，他没说话，只是拿起来递给我。
草莓蒂还带着一点湿土的气息。我咬下去，酸甜的汁水在嘴里炸开，其实没那么甜，甚至有点酸，可爷爷盯着我的脸，眼睛亮亮的，像在等一个很重大的宣布。
我还没开口，他又从兜里掏出手机——屏幕碎了一角，用胶带贴着——笨拙地划了几下，调出相机。“等等，先别咽。”他后退两步，蹲下，举着手机找角度，草帽檐撞到晾衣杆上，“哐”一声。
照片拍糊了。他凑近屏幕看了看，咧嘴笑了：“没事，明天还有两颗要红，到时候再拍一张好的。”收音机里突然跳出一段戏曲，他跟着哼了两句，手在蓝格子布上打着拍子，碟子里只剩两颗草莓的绿蒂，安安静静地躺着。
我起身要走时，他喊住我：“明天三点四十，别忘了。”顿了顿又补充，“来早点也行，三点半吧，让你看它怎么从粉的变成红的。”
阳台上风轻轻吹着，收音机换了首歌。我回过头，爷爷又蹲回了菜园前，草帽一颠一颠的，嘴里还在跟那两棵草莓苗商量：“明天你俩争点气啊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