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CU的自动门每次打开，母亲都会放下手里的毛线活。她织一条墨绿色的围巾，针脚时紧时松，像这片被消毒水浸泡的日子里不太稳定的呼吸。
“32床家属——”护士探出半个身子。母亲“腾”地站起来，毛线团滚到走廊尽头。我按住她发抖的手，替她捡回毛线，上面沾了一根花白的头发。
父亲在里面住了十七天。肺部的阴影从“疑似”变成“确诊”，像一滴墨落在宣纸上，洇得缓慢却决绝。每天下午三点，母亲会趴在探视窗上往里看，尽管什么都看不见。她说玻璃上凝的水雾像老家窗花，“你爸以前总用指甲在上面画画。”
那天傍晚，护士推开窗说：“试试握他的手吧。”母亲的手探进去，被父亲的手指轻轻勾住了。他拇指摩挲着她指关节上的老茧，那是握了一辈子粉笔的手。监视器的曲线忽然跳快了半拍，像一句没说出口的话。
回家的路上，母亲忽然指给我看。医院墙角的砖缝里，几株婆婆纳开出了细碎蓝花。她蹲下身，用织了半截的围巾垫在膝下，“你爸总说这种野花最犟，水泥缝里也开花。”她的眼泪砸在花瓣上，花微微抖了一下，没掉。
第二天清晨，护士站传来消息：“32床今早自己拔了胃管，说要喝小米粥。”母亲愣住，然后手忙脚乱翻出保温桶。熬粥时她哼起歌，是《喀秋莎》——父亲年轻时教她唱的，调子跑了两处，但她浑然不觉。
我推开病房门时，晨光正斜斜切过父亲的脸。他消瘦得像一张折过的纸，但眼睛是亮的。“你妈呢？”他声音嘶哑，“昨晚梦见她织围巾，针太粗了，漏风。”然后他顿了顿，“不过那团绿，真好看。”
母亲提着粥推门进来，围巾从臂弯滑落，铺在床边像一小片春天。父亲伸手摸了摸毛线，又摸摸母亲的脸：“线头别剪，留着。”他喘了口气，“等我好了，给你织个收针。”
走廊里护士推着仪器小跑，金属碰撞声清脆。可这间病房里，阳光正慢慢爬过被角，爬过交叠的手，爬过那团毛乎乎的绿色。楼下有人喊：“32床的病理报告——”母亲没动，父亲也没动。
春天正从一条围巾的针眼里，一毫米一毫米地，往外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