母亲把缝纫机搬到了阳台上。她说这样能省电，不用开灯。六楼的风总是很大，吹得她鬓角的碎发一颤一颤的，她却从来不拢，说手里忙着呢。我坐在客厅里，隔着那扇半开的推拉门看她的背影——腰弯成一张拉满的老弓，脚踩在踏板上，一下，又一下，发出闷闷的“咯噔”声。
那些日子，家里安静得能听见灰尘落地的声音。父亲的工厂倒闭后，他去了南方的工地，半年没回来了。母亲白天在超市理货，晚上接些缝补的零活。我记得那天傍晚，她把我叫过去，手里攥着一块浅蓝的布。“你看，”她把布展开，是一件校服的半成品，“你们学校对面那个裁缝铺不干了，我接了过来。以后你上学路过，就把活儿捎过去。”
我点头。其实我知道，那家铺子关门快两个月了，根本没人把衣服送到那里。但母亲说接了过来，那便是接了过来。
一个周六的清晨，我被缝纫机的声音吵醒。推开阳台的门，晨光斜斜地切进来，正好落在母亲肩头。她没发现我，低着头正在换线。阳光里浮着细密的微尘，像一群不知疲倦的精灵，绕着她转。我看见她手中的线头在光里颤了颤，怎么都穿不进针眼。她眯起眼，凑近了些，又凑近了些，最后把线头放到嘴里抿了抿，再试一次。
“妈，我来。”我接过针线，一下就穿好了。她笑了笑，说：“还是年轻好啊。”然后她又低下头，开始缝一条裤脚。踏板的声音重新响起来，咯噔，咯噔，像一颗沉稳的心跳。
那天下午，我替她把做好的衣服送到学校对面的空铺子。门锁得紧紧的，玻璃上贴着“招租”。我站在门口，忽然看见门缝里露出一个白色的信封，上面用圆珠笔写着：“王师傅收”。我抽出来，里面是两张皱巴巴的五十块钱，和一张纸条：“裤脚改短两寸，孩子急着穿。”
我攥着信封往回走。风很轻，吹在脸上有点暖。走到楼下时，我抬头，看见六楼阳台上，母亲正在收晾干的衣服。她弯腰，直起身，再弯腰。阳光穿过那些飘动的布料，在她身上投下柔软的影子。
我上楼，把信封放在缝纫机上。她看见了，愣了一下，然后拿起那两张钱，对着光看了看，又放下。她没有说话，只是重新坐下来，踩起踏板。咯噔，咯噔，咯噔。
我靠在门框上，看见光里那些微尘，正慢慢地，慢慢地落下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