外婆的缝纫机踩到第三年，终于踩不动了。皮带松垮垮地挂着，像一条晒蔫的丝瓜。我蹲在阁楼地板上，看她戴着顶针的手指在梭芯里绕线，绕三圈，断一圈，线头炸成毛茸茸一团。
“不修了。”她把机针拧下来，用绒布包好，放进铁皮饼干盒里。盒子里已经有七颗生锈的针，两颗断掉的车针，一把缺齿的小剪刀。“等开春再说。”
可开春外婆就住了院。右髋骨裂，不大严重，但医生说她八十三岁的骨头得像糊窗户纸那样慢慢养。病房朝北，窗台上摆着我从她家搬来的绿萝，叶子耷拉着，像在陪她一起住院。
出院那天是腊月廿三，小年。我推她进家门，她一眼看见客厅角落蒙着白布的缝纫机，指头在扶手上敲了两下：“把布揭了。”
我揭了。她凑近看，又敲敲台板：“皮带呢？”
我从抽屉里翻出来递给她。她把皮带往轮槽里一挂，推了推轮子，皮带咿咿呀呀响了两声，颠了。她叹口气，从枕头底下摸出个红包：“去巷口老张那儿，配根新的。就说是我要的，他会挑软和的。”
老张是修鞋匠，铺子夹在卤味店和彩票站中间。听我说完，他从柜台底下抽出一根牛皮皮带，用指甲掐了掐：“你外婆当年结婚的缝纫机吧？蝴蝶牌，这皮带得用二层皮，机器才吃得住劲。”他没收钱，只说替她踩两针就行。
我把皮带装好那天，外婆已经能坐轮椅到阳台晒太阳了。她让我把缝纫机搬到窗边，阳光刚好铺满台面，铁件上的锈都像镀了层金。她捏着线头穿针，穿了三次没过去，手抖得像风里的枯叶。我蹲下来帮她，鼻尖几乎贴到针孔，试到第五次，线头“嗖”地穿过。
她笑了，声音哑哑的：“小时候你趴这儿看我做活，头一回穿针也是蹲着。”她踩下踏板，轮子转了，皮带稳稳当当，针脚密密地走出来。她从布头盒里翻出一截蓝棉布——是我小学书包的旧料子——对折，踩出一道边。
“缝个啥？”我问。
“给你缝个暖手筒。”她低头扯线，“我住院那几天，你手天天揣兜里，冻得跟胡萝卜似的。”
针起针落，阳光从她肩膀滑到指尖，又从指尖滑到布上。暖手筒缝好那天，她让我把手伸进去试。里子是她拆了件旧棉袄絮的棉花，软得手指头一陷。我戴着在屋里走了一圈，回头看见她对着窗户眯眼睛，光把她的白发映成浅金色。
后来那个暖手筒我一直放在缝纫机抽屉里。皮带又换过两根，一根断在老宅拆走那年，一根还挂着。有一天我打开抽屉找扣子，摸到暖手筒里有个硬邦邦的东西——翻过来，掉出一枚顶针，铜的，磨得锃亮，内圈刻着两个字：别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