巷子口那棵老槐树底下，支着一把褪了色的红棉伞。伞下摆着两张矮凳，一个炭炉，炉上坐着一把咕嘟咕嘟响的铝壶。阿婆每天下午三点准时出现，像一棵会走路的树，缓慢而笃定。
我第一次坐下时，她递来一只搪瓷杯，杯身磕掉了好几块漆。“姜茶，加了红枣和枸杞。”她说，声音像被砂纸磨过的木头。我接过来，掌心立刻被烫得发麻。那阵子我刚丢了工作，每天假装出门上班，在公园坐到黄昏。茶咽下去，从喉咙一路暖到胃里，眼睛忽然就湿了。
后来我成了常客。阿婆从不多问，只是每次会多放两颗红枣。有一回下雨，我帮她收伞，看见伞骨内侧用圆珠笔写着“平安”二字，笔画歪歪扭扭。“老头子写的，”她说，“他走那年，伞刚买。”她把伞重新撑开，雨滴顺着伞面滚下来，像一串断线的念珠。
有天她指着巷尾说：“以前他在那儿修鞋，我在这儿卖茶。他中午过来喝一杯，嫌辣，总要我少放姜。”她笑了一声，那笑声很轻，落在地上就碎了。“少放了，他又说不够味。难伺候。”我低头喝茶，假装没看见她用手背蹭了蹭眼角。
入冬后，我找到了新工作。临走那天，阿婆往我包里塞了一袋姜片。“自己煮，别放太多糖。”我点头，却还是没忍住问：“您为什么每天来？下雨也来。”她正往炉子里添炭，火星溅出来，像一小簇告别的烟火。“怕他回来找不到我。”她说完就低头吹炭火，灰白的头发被风吹起来几缕。
春天我回去过一趟。槐树发了新芽，红棉伞还在，但矮凳上换了人。是个年轻女人，扎着马尾，正给客人舀姜茶。壶嘴冒出的白气裹着她侧脸，和阿婆一样，会先吹一吹杯沿再递出去。我没走近，远远看了一会儿就转身走了。
后来我搬家、换城市、谈新的恋爱。某个冬夜翻冰箱，翻出那袋早已干透的姜片，边缘卷起来，像一片片缩小的伞。我丢了两片进锅，加水，开火。水慢慢变黄，厨房里升起一股辛辣的热气。我倒了满满一杯，两手捂住。热气扑在脸上，我闭上眼睛，仿佛又听见铝壶咕嘟咕嘟响着，而巷口那把红棉伞下，有人正把两颗红枣悄悄多放进杯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