凌晨两点，我听见厨房传来瓷碗磕碰台面的脆响。推开门的瞬间，馄饨汤正沿着白色橱柜往下淌，母亲的手指在冷水下冲得发红。她回头看我，嘴唇动了动，说的是：“没事，妈就是有点饿了。”
我记得三天前从火车站接她回来时，她背着那个褪色的蓝布包，站在出站口的人潮里，像一枚被潮水反复冲刷的贝壳。我接过包，轻得离谱，仿佛她把整个皖南老家的重量都留在了那个正在拆迁的院子里。她说：“就带了几件换洗衣服，你爸的相框放你房间了没有？”我说放了。她又说：“馄饨皮我带了，是你小时候那家店的，机器压的，比手擀的薄。”
可我没想到她会在我冰箱里翻出虾仁和荠菜，更没想到她在凌晨两点还守着那口煮馄饨的锅。我走过去关掉水龙头，把她拉到客厅。茶几上摊着一本翻旧的相册，是我七岁时在老家后山坡上举着风筝笑的照片，旁边还夹着半张泛黄的车票，2013年，K8312次，南昌到合肥。
“你嫌我烦了？”她忽然说。声音很轻，轻得像一片落进热汤里的雪。
“没有。”
“那你为什么要把相框收进抽屉里？那是你爸生前最满意的一张全家福。”
我的手停在半空。三天来她所有的沉默、所有欲言又止的注视，在这一刻汇成一道滚烫的潮水。我听见自己说：“因为一看见就想哭。每天早上六点起床挤地铁的时候，晚上十一点改方案被领导骂的时候，周末一个人去医院挂水的时候——我不想哭。”
她愣住。然后她笑了，眼角的皱纹像被风吹皱的水面。“傻孩子，”她站起来，走回厨房，端出另一碗馄饨，完整的那碗，“哭就哭嘛。你爸以前也说，眼泪是咸的，馄饨汤里正好不用放盐。”
她把碗推到我面前。汤里浮着葱花和蛋皮丝，馄饨皮薄得能看见里面粉色的虾仁。我低头吃了一口，是小时候的味道。她坐在对面，开始絮絮叨叨地说老家拆迁的事，说邻居王婶非要塞给她一坛腌萝卜，说后山那片风筝坡现在盖了房子。
我吃完了馄饨，把碗推过去让她再盛一碗。她接过碗的时候，我看见她手背上有一道新鲜的红痕，是刚才烫的。我没说话，只是从抽屉里翻出创可贴，放在她手边。她愣了一下，然后笑着说：“又不小心。”语气轻得像在说今天菜市场的菜价。
窗外天快亮了，馄饨汤的热气在晨光里淡淡地散开。她低头贴创可贴，我转身去厨房盛汤。灶台上那碗打翻的馄饨还没擦，汤已经冷了，凝成一层薄薄的膜。我拿抹布擦掉的时候，听见身后她翻相册的窸窣声，和很轻很轻的，吸鼻子的声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