她坐在医院走廊的塑料椅上，手里攥着父亲的诊断报告。纸边被她捏出了细密的褶皱，像她此刻的呼吸，短而急促。走廊尽头的窗户开着，五月的风裹着槐花香涌进来，吹得报告单的一角轻轻翘起。她低头看着上面的字，那些黑色的方块字明明都认识，却一个也读不进去，只是排列组合成一堵墙，堵在胸口。
护士推着治疗车经过，轮子碾过地砖发出咕噜咕噜的声响。她想起七岁那年，也是在这样的走廊，父亲抱着她等妈妈的手术。那时候她觉得医院的墙是白色的，白得像童话。父亲的手掌覆在她眼睛上，说：“数到一百，妈妈就出来了。”她数到四十七就睡着了，醒来时妈妈正笑着看她，脸色白得像她手里的诊断报告。
父亲从诊室出来时，步子比进去时慢了半拍。她站起来，把报告单往身后藏。父亲摆摆手，说：“我都听见了。”他坐在她刚才的位置上，椅子发出吱呀一声。走廊尽头的夕阳斜斜地切过来，把父亲的侧影拉成一张薄薄的纸片。他盯着对面的墙壁看了很久，忽然说：“你小时候，我在这儿给你买过一根冰棍，记得吗？”她点点头。其实那天下着雨，父亲淋着雨跑出去，回来时白大褂前襟湿了一大片，冰棍用塑料袋裹着，一点没化。
出租车里很安静，司机放着不知名的老歌。父亲靠在后座上闭着眼，说：“你妈走的那年，我在这辆车里哭过。”她转过头去看他。他的眼睛还闭着，嘴角却微微弯了弯，像在说一件别人的事。“哭完就觉得轻松了，”他睁开眼，看着窗外掠过的梧桐，“该来的总会来，挡不住。”她嗯了一声，喉咙像被什么堵住了。她一直以为父亲不会哭，就像她一直以为，自己把眼泪藏得很好。
晚上她帮父亲收拾住院的衣物，在衣柜最底层翻出一件叠得方方正正的旧衬衫。衬衫口袋里有一张照片，是她三岁时骑在父亲脖子上的样子，背面用圆珠笔写着：“今天她喊了第一声爸爸，我躲进厕所哭了十分钟。”她拿着照片坐在床沿，忽然听见浴室里传来水声。父亲在洗澡，水声哗哗的，盖过了所有别的声音。
她起身去阳台收衣服。夜风里有邻居家煮粽子的香气，端午快到了。她收下父亲的棉布睡衣，把脸埋进去，闻见了肥皂和药膏混合的气味。忽然一滴水落在她手背上，温热的，她抬头看天，没有下雨。第二滴，第三滴。她摸了摸自己的脸，不知道什么时候，眼泪已经流了满脸。她站在那里，没有擦，也没有出声，只是让那些水珠一颗接一颗地落下来，落进睡衣柔软的纤维里。
风把晾衣杆吹得轻轻晃动，发出细微的叮当声。她想，原来眼泪落下来的时候，真的会发出声音。只是以前，她从来没让自己听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