父亲第一次在我面前哭，是在医院的走廊里。那天下午三点四十分，护士推着他从胃镜室出来，麻药还没完全退，他半睁着眼，嘴唇干得起皮，第一句话是问我：“你吃饭了没有？”我说吃了。他点点头，又闭上眼。我推着轮椅往病房走，轮子碾过门槛时颠了一下，他的手从扶手上滑下来，我伸手去扶，不小心碰到了他的手背——那双手粗糙得像晒干的橘皮，指缝里还嵌着洗不净的黑土。
傍晚他去上厕所，关上门，很久没出来。我敲了两下，里面传来闷闷的一声“没事”。又过了几分钟，门开了，他低着头出来，右手攥着那团卫生纸。我以为他便秘，正要去喊护士，他突然站住了，肩膀开始抖。那种抖法很奇怪，像冬天打摆子，整个人一耸一耸的，却一点声音也没有。我慌了，问他哪儿疼，他摇头。我把手搭在他肩上，他忽然侧过身，额头抵在我的锁骨处，一滴热的液体渗进我的衬衫袖口，然后是第二滴，第三滴。他没出声，只是攥着那团纸的指节发白。
病房里隔壁床的老爷子在打呼噜。过了不知道多久，他直起身，揉了揉鼻头，瓮声瓮气地说：“你妈走的时候，我都没哭。”我妈是前年没的，心梗，走得太快。下葬那天父亲在坟前站了三个钟头，一口水没喝，回家后照常吃了两碗饭。我以为他真的不难受。
“刚才做胃镜，那个管子往嗓子眼里戳的时候，”他坐回床边，手在裤缝上蹭了蹭，“我突然想起你妈化疗那阵子，总说嗓子疼，吃不下东西。那时候我还嫌她矫情。”他说完这句话，又把头低下去，手背快速地抹了一下眼角。我袖口那小块湿迹正在变凉，贴在皮肤上，像一枚小小的、温热的印章。
我什么都没说，拧开一瓶矿泉水递给他。他接过去喝了两口，拧瓶盖的时候手还在抖，拧了三次才拧上。然后他从床头柜的塑料袋里摸出一个橘子，开始剥，白色的橘络粘在指甲上，他一根一根地摘。剥完递给我一半，自己把另一半塞进嘴里，腮帮子鼓鼓的，含含糊糊地说：“这橘子酸。”我咬了一口，甜得很。
晚上他睡着之后，我把那件衬衫脱下来，袖口那块地方已经干透了，看不出任何痕迹。我用指腹蹭了蹭，布料上有一点发硬，是眼泪里的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