外婆的院子里有一棵枇杷树，比我年纪还大。每年五月底，黄澄澄的果子压弯了枝头，像挂了一树的小灯笼。
那阵子我刚丢了工作，拖着行李箱站在院门口，头发三天没洗，外套上还沾着昨天吃的泡面汤渍。外婆正在树下举着竹竿够枇杷，竹竿顶头劈开一道缝，卡住果柄一拧，一串枇杷就稳稳落进她的围裙兜里。她回头看见我，没问“怎么了”，只是把竿子往我手里一塞：“来得正好，最高那枝我够不着。”
我接过竹竿，仰头看树。阳光从叶缝里漏下来，刺得眼睛发酸。外婆搬了把小竹凳坐在旁边剥枇杷，指甲沿着果皮轻轻一划，一撕就是完整的一圈，露出里面水汪汪的果肉。她把剥好的枇杷果放进我行李箱的夹层里——那箱子摊在地上，像一张咧开的嘴。
“酸。”我咬了一口，皱起眉头。
“酸就对了。”外婆不慌不忙地继续剥，“你小时候第一次吃枇杷，酸得直跺脚，把果子扔了一地。我一颗一颗捡回来，洗干净，泡了冰糖水给你喝，你喝完又伸手要。”
我没接话，低头又咬了一口。酸味过去以后，舌根泛上来一丝甜。外婆递过一个小碗，碗底沉着几颗冰糖，让我把剥下来的果核吐进去。“核别扔，晒干了煮水喝，治咳嗽。”她顿了一下，“也治心里堵。”
下午起了风，枇杷叶沙沙响。外婆扛来一架木梯，靠在树干上，让我上去摘顶梢的果子。我爬上去，视野一下开阔了——看见邻居家的灰瓦屋顶，看见远处菜地里弯腰的人，看见外婆站在树下，围裙兜里兜着满满一捧枇杷，像兜着一捧碎金子。她仰头冲我喊：“左边那枝！那枝最甜，朝南长的！”
我伸手够到那枝，果子已经熟透了，皮薄得透光，握在手里像攥着一颗暖融融的心脏。摘下来的时候，果柄“咔”地一声轻响，干脆利落。
傍晚我们坐在门槛上分拣枇杷，大的放一筐，小的放一筐。外婆突然说：“树每年都结果，头一年结得多，第二年就歇一歇。人也一样。”她没抬头，拇指一掐，麻利地撕下一片果皮，“歇够了，再接着长。”
第二天走的时候，后备箱里塞了两罐枇杷糖水、一袋晒干的枇杷核，还有那件她悄悄洗干净的外套。后视镜里，外婆站在枇杷树下，手搭在额头上挡着太阳，身影越来越小，最后缩成一个点，像树上还没摘完的一颗果子。
后视镜挂着她塞给我的一个塑料袋，里面是十几颗剥好的枇杷，果肉上凝着细密的水珠。我开上高速的时候拿起一颗放进嘴里，不酸。甜得刚刚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