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叔的便利店开在巷子最深处，凌晨三点的光从卷帘门的缝隙里漏出来，像一根细细的金线。我搬来这个老小区三个月，第一次走进去，是因为家里的降压药吃完了，而父亲的血压在深夜突然升高。
“这么晚还开门？”我的声音里带着没睡好的沙哑。
他从柜台后面抬起头，花镜滑到鼻尖：“闺女，进来坐。药有，在左边第三个货架。”他顿了顿，又加了一句，“你爸的血压，降下来了吗？”
我一愣。他没有抬头，只是继续整理手边的报纸，说：“每天凌晨你房间的灯都亮着，我这儿看得见。前两天听见你在电话里说‘降压药’，就多进了一些。”
我站在货架前，手里攥着那盒药，喉咙有些发紧。父亲生病后，我请了长假，夜里总是惊醒，再也睡不着。我以为这世上没有人知道我醒着。
“多少钱？”
“六块八。”他接过钱，又从柜台底下摸出一个保温杯，“这是刚泡的菊花茶，你带上去。夜里凉。”
我接过杯子，温热的触感从掌心漫上来。转身要走时，他叫住我：“闺女，你看窗外。”
我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。凌晨的巷子安静得像一池深水，而对面六楼有一扇窗亮着橘色的灯。那灯光微弱，却稳稳地亮着。
“那是老周家。他老伴住院，他每天这个点起来熬粥，熬好了坐头班车送去。”李叔说得很平淡，“这巷子里啊，凌晨三点到四点，亮着灯的窗口，有四家。你，我，老周，还有东头的小陈——他考研，每天四点起来背书。”
他指了指那扇窗：“你瞧，不是只有你醒着。”
我端着那杯菊花茶走出便利店。回头看了一眼，卷帘门上的金线还在，和对面那扇橘色的窗遥遥相望，像两盏微弱的灯笼，在不同的方向上守着同一个深夜。
走到楼下时，我抬头看了看自己家的窗户。灯还亮着。父亲的降压药在口袋里，菊花茶在手里，温热的，刚刚好。巷子口的风吹过来，有一点菊花和甘草的甜。
我没有立刻上楼，而是站在路灯下，把那杯茶慢慢喝完。然后我数了数那些亮着的窗——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加上我的，五扇。五扇窗，像五颗散落在深蓝色夜幕上的钉子，把快要塌下来的天，轻轻钉住了。